“稿件，我看了一下。我看他是下了功夫的，你供给他的材料，他是充分利用了，并且作了一些调查。……①他抓住了重点，刻划出了人的性格与走过道路的总线条。没有搞平铺直叙与繁琐哲学。②他有些对我过奖了，‘过’则‘不实’。因此我提了一些‘还我原来面貌’意见，多数已用铅笔改了。”1987年5月21日，钱三强给他的秘书葛能全写了一封信，开头这几句话，阐明了他对一位央媒记者所写稿件的修改意见。

36年后，这封信被收入《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一书中。

6月28日，适逢钱三强逝世31周年，《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由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于北京国家科技传播中心正式发布。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此书的编注者之一葛能全，讲述了书信背后更多的钱三强故事。他的生平经历，真是太丰富、太多彩了，仅仅说他是一位科学名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都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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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书信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具有强烈家国情怀和使命感的钱三强，是一个有着诸多独立见解和创新成就的钱三强，是一个深蕴团队合作精神和跨界组织协调能力的钱三强，是一个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也做成了不少大事的钱三强。这些书信在展示出鲜活历史情境的同时，也串联起一位杰出科学家的真实人生。我觉得，连带读读出自不同时期、不同人手的书信，确乎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品出一些意味，印证某种感觉。

譬如，书中第22页，载有英国物理学家、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G.P.汤姆孙，在1945年6月4日写给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的信，上来就以质疑口吻写道：“钱三强先生通过一位朋友申请到我的实验室来工作。他出示了你和约里奥-居里夫人的证明信。他是一位相当有能力的人，我也十分愿意接受他。只是你们信中未曾提及他的个人品德，不知是否有意忽略。”

接着又写道：“我们不时发现某人在科学上有重大成就，但他却不断与身边的同事发生矛盾。这样的事例你我都可在一些名人中找到。因为我们研究室将会有许多新人加入，并且重新开始研究活动，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因此，我很不愿意使自己困扰在这类麻烦之中。很可能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但是如果我有机会接受他来工作的话，我将会在这方面加以注意。”

一周后，钱三强的导师、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小居里夫人”）回复汤姆孙说：“您应当对钱三强先生的情况放心。他是一个十分和蔼可亲的人，而且他又是一个人才。他在我们实验室工作期间，约里奥和我本人同他相处得极其愉快。”

此事过后43年，钱三强在1988年8月28日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豫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论文固然重要，但组织工作做好了，不但个人发挥了专长，同时发挥了集体作用……应该多考虑一些发挥集体的作用。你提到约里奥-居里，他们就经常讲‘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也是符合这一教导的。顺便寄上一篇郭梅尼在《科技日报》写的《通往科学家之路》（1988年2月23日），请参阅。”他还建议王豫生写一篇总结，认为这“比郭梅尼写我们四五十年代的事，对青年们更有教育意义，中年在中国本土的经验，比我们老年在国外的经验更能对青年起好作用。”

而此前8年，钱三强应邀为《中国大百科全书1980年年鉴》所撰卷首词中，特别谈到了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科学研究中的差别和分歧：“科学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探索自然规律、认识客观真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况。进行科学研究时，往往单是由于占有材料不同，观察事物的角度与深刻程度的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探索解答的途径的不同，就会发生各种认识的差别和分歧。这是很自然的。正是包括‘差别’和‘分歧’的不断解决和相互启发，科学研究才得以向前发展。”

因此，钱三强指出，我们要大力提倡发扬学术民主，开展百家争鸣，包括进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以汲取他人长处，丰富自己的思想，造成一种虚心好学、取长补短、互相帮助、生动活泼的良好风气。这对繁荣科学事业，促进出成果、出人才是极为重要的。

这些，应该都是钱三强从自身过往研究经历中感悟出的肺腑之言。